李迅雷：每次中国出口负增长，都会来一波牛市，2023还期待股市行情来一波？

　　辞旧迎新之际，经济学家往往会对未来经济走向作出预测和研判，在题为《2023：知易行难》的6000字一文中，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给出2023年经济大势的最新观点。

　　如何看待2023年我国经济增速？对此，李迅雷给出的预判相对更保守谨慎，也接近于IMF和世界来自哪里？对比美国的情况后，李迅雷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度偏重于一般资本的投入而非技术进步。“从中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看，中国资本投入对GDP增长贡献已经显著超越美国，但就ICT（信息与通信技术）在其中的占比而言，中国目前还仅为10%左右，而美国已过半。”李迅雷表示。

　　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2023年牛市行情是否可期？李迅雷在其个人微博中提到了出口数据传递的牛市信号，即每次中国出口出现负增长之后，股市都会来一波牛市。“我是2014年参加总理座谈会，他让我谈外贸前景，我说前景不好，结果2015年出现了大牛市。逻辑可能是，出口不行的时候，拼命来内需，政策利好先行。2019年我又参加总理座谈会，因为18年中美贸易战，又出利好政策，股市又来一波。”李迅雷表示。

　　如今，外贸出口再次负增长，还期待股市行情来一波吗？李迅雷的这波猜想不妨拭目以待。

　　扩内需何解？要把消费放在第一位

　　随着疫情管控放开，李迅雷也表达了对12月份及2023年失业率、出口及外贸数据的担忧。

　　就业率方面，2022年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比10月份上升0.2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7%，达到2022年内次高。此外，11月份，农民工的调查失业率为6.0%，较10月份上升0.5个百分点；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17.1%，高出2021年同期2.8个百分点。

　　从历史数据来看，就业压力同样来自外贸出口的下滑——“11月份，我国出口负增长8.7%，可见出口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一旦外贸出口下滑，就可能对就业带来沉重打击。”

　　结合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普遍下降的情况来看，李迅雷认为，我国外需的长期走弱恐怕难以避免，此外，美国正采取多重举措来降低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度，从科技脱钩到资本脱钩，这对于我国出口相关行业的产业工人就业构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基于2023年外需有持续走弱，出口增速将低于进口增速，2023年净出口对GDP的增长贡献可能为负等可能性，李迅雷继而提出，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之中，扩内需便成为必然选择，这当下则更加显得迫切。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可见当下扩内需要把消费放在第一位。

　　为何投资要让位于消费？李迅雷给出的解释是，我国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度显著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因为我国历年来在扩内需方面都偏重于投资，投资不仅对稳增长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也有利于资本形成，但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高投资必然带来高债务，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也显著低于消费。此外，消费所带动的就业也显著高于投资。

　　李迅雷同时认为，拉动消费在无形中也增加的政府的参与难度，“政府部门通常在对投资过程的参与度高，而对消费过程的参与度低，故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实际上隐含政府需要转变职能，难度不小。”

　　如何开源？盘活存量国有资产更现实

　　未来为了稳增长所需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需要长期盘算。李迅雷认为，与知易行难的税制改革相比，增加财政收入最现实的做法是盘活存量国有资产，正如30年前盘活国有土地资产一样。李迅雷提到了三点盘活国有资产的具体做法：

　　一是要提质增效，如果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应增加3万亿元收益，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

　　二是参考国际经验提高国企分红比例，新加坡、香港、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国企分红比例基本上在50%以上，甚至超过70%，相比之下我国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除了补充财力，提高国企分红水平还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抑制国企过度投资的行为，凸显我国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

　　三是要推进国企改革，提升国有股权的估值水平和流动性。据统计，2022年前三季度，沪市263家央企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占沪市整体营收和净利润的54.89%和61.55%，但其合计市值仅占沪市公司总市值的四成左右；沪市央企整体市盈率约8倍，处于较低水平。

　　在提升国企的估值水平上，李迅雷给出了更进一步的建议，比如可以通过股权转让、并购重组（包括业务、资产、债务等要素的重新组合）、整体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股权激励、ESG评价等方式来提升估值、做大市值和实现股权变现等。

　　如何节流？结合三大核心压力安排财政开支

　　在筹钱不易的2023年，如何花好钱、把钱花在刀刃上比以往更重要。李迅雷认为，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提出的三大核心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来安排财政开支，应该不会错。

　　首先，应对需求收缩，核心要解决消费收缩问题，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从历史经验来看，基建投资并不能解决导致消费低迷的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这两个“本”的问题。对此，李迅雷希望2023年的基建投资更审慎，因为一方面基建投资的回报率越来越低，符合经济学原理；另一方面地方债务压力已经过大。

　　“与其在基建投资方面大量花钱，还不如直接改善房地产的投资环境，创造需求，因为房地产投资还与制造业投资紧密相关，2023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回落概率较大。”他强调。

　　其次，在应对供给冲击方面，如有关粮食和能源安全，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方面的事，一定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凡是市场能做的事，就让民营企业去参与，政府可以少投入，节省不必要的财政开支。毕竟市场的效率比举国体制高很多。民企不愿做的，或没有能力做的，但又非做不可的，则由政府来出资。

　　第三，扭转预期转弱的局面是最难的。毕竟2023年全球经济下行都在下行，外需和内需不足问题对于投资和消费的信心都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改善的空间。例如，2022年12月7日突然宣布放松疫情管控的举措，就是超预期的，必将带来2023年旅游酒店和餐饮服务行业的报复性反弹，就如2022年的欧美和日本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