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热炒外资撤离（外资都撤离以后会怎样）

　　在本轮疫情期间，有关外资撤离中国市场的报道不断见诸国外媒体，事实真的如此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多家外资企业和商会后发现，他们在中国长期发展的信心并未动摇，且已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挖掘潜在的巨大机遇。

　　在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影响之下，产业链供应链逐渐呈现区域化、近岸化、本地化的发展趋势，新冠疫情对企业的布局和发展也形成了进一步考验。

　　近期，中国市场对于外资企业是否还有吸引力的讨论开始出现。然而，《国际金融报》在采访多家外资企业和商会后发现，中国市场仍是外资企业期待深耕之地，特别是贯彻“在中国，为中国”发展策略的企业，均认为中国市场有巨大机遇，仍旧不断加快在华业务的发展步伐。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格局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外资企业也开始进一步思考：应当如何加深对中国市场的认知程度，深度参与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中去？

　　企业供应链布局更求韧性

　　近年来，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增速平稳上升，连续五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国。

　　不过，外资撤离中国的报道不断见诸外媒，此轮疫情期间，类似声音也不少。

　　今年5月，中国欧盟商会称，23%企业会员因疫情防控，考虑将投资从中国挪到其他国家。

　　近期也确实出现了如。

　　阿斯利康自1993年进入中国，将总部设在上海，多年来持续加大在华投入。王磊称，作为一家植根于中国近30年的跨国企业，阿斯利康将坚守“在中国，为中国”的承诺，扩大战略布局，深化政企合作，积极发挥国际桥梁作用，持续立足上海的重点项目如进博会等，加大在生命健康领域国际资源对接的力度，“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

　　LinkedIn（领英）全球副总裁、领英中国总裁陆坚也表示，中国始终是领英至关重要的战略市场。在领英超过8.3亿的全球会员总数中，中国会员数量达5600万。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增长引擎，蕴含着巨大的机遇。

　　“在中国市场的7年间，我们观察到，中国城市正在努力转变为全球创新中心和世界经济的重要贸易、投资和商业中心。领英中国总部位于北京，并在上海和深圳均设有办事处。我们将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致力于为本土客户提供更贴近所在市场需求的服务。在中国‘双循环’发展战略背景下，我们坚持‘在中国，为中国’，挖掘中国市场需求，帮助本土客户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并拓展国内外的业务发展。”陆坚称。

　　“当前全球疫情延宕反复、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剧，抓住新机遇、寻找新增长点，是跨国企业共同的心愿。很多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并把中国市场作为战略发展重点。他们对长期投资中国抱有信心，期待拓宽合作领域，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何大勇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中国马来西亚商会上海副会长许顺利来到中国已经有20多年，他亲身经历中国市场在营商环境以及商业模式上的改变，也目睹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市场主体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为中国”已经成为诸多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主要策略。

　　“中国市场巨大，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有很大的利益空间和依赖度，撤走对其自身不利，因此也不会离开。”许顺利告诉记者。

　　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战略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曹钟雄在“制造业外企在华投资的前景”国际论坛上表示，中国吸引外资方面依然保持一个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在区域上呈现出结构性差异。欧美国家对华投资意愿有所下降，但亚洲国家对华投资热度不减。日、韩等国家抓准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机会，不断深度布局中国，如三星在中国加大半导体的投资等。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丁可称，疫情对在华日企造成冲击，但围绕全球产业链的中日经贸合作依然具有韧性。他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中的中日合作逐渐形成了两大模式：一是日本企业形成围绕中国市场的“地产地销”，在中国国内打造一条从设计、研发、生产到销售，相对独立的供应链，“地产地销”型供应链中的日企，从中国转移的意愿很低；二是分散中国风险的新型供应链，但由于中国的加工配套优势，新型供应链仍然无法彻底排除中国因素。

　　“全球供应链是否真正会从中国转移，是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未来影响中日产业链合作的因素，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地缘政治风险，它将推高贸易成本，是阻碍中日合作的最大障碍。二是贸易协议，如果成功签署和有效执行高水平贸易协议，将会有效降低贸易成本，推动产业链合作走向新的层面。”丁可认为。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玄相伯指出，尽管当前营商环境有些艰难，但中国市场对于韩资企业仍具有重要性。现阶段韩国企业对华投资是以高端制造业为主，目的是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因此，预计短期内，韩国企业不会大规模搬迁到第三国，但韩国企业在中国新增投资有可能会维持现有规模。

　　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商业竞争力研究部部长阮明涛表示，基于巨大的市场、良好的设施、便利的航运等优势，中国仍然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东盟国家已经体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并逐渐成为企业进行供应链多元化布局的热点区域。投行瑞银认为，东盟是一个具吸引力的投资点，外国直接投资的正净流入东盟是全球逆风背景下韧性的标志。阮明涛所在的越南，已经引发“未来越南制造能否取代中国制造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的话题讨论。

　　阮明涛坦言，东盟国家与中国在某些领域处于竞争位置，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都制定了吸引外资的政策。但相较而言，中国的优势还是不可忽视。如果中国能够做好定位，控制好疫情，投资者的信心得以恢复，在中国进一步加大投资的意愿也会增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表示，在促外贸稳外资方面，中国具有全产业链的优势，但未来仍需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优化营商环境，降低贸易成本。

　　曹钟雄则认为，当前中国营商环境总体稳步提升，应当理性看待制造业外企外迁，我们在加大改革的基础上，优化外资发展环境，加大新兴产业布局、吸引更多外资来华补链延链。

　　与中国市场共成长

　　后疫情时代，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不过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营商环境和政策条件都发生了改变，外资企业也需与时俱进，以变化的视角将企业发展与中国市场实际相结合。

　　何大勇表示，在中国的跨国企业需要重新加深对中国市场的认知，深度参与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中。在未来，想要继续赢在中国，跨国企业需要从“Think global，act local”向“Think local，act global”转型。

　　他具体解释称，首先，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商业模式；其次，快速地响应中国消费者本土化的需求，通过积极地授权缩短决策链，减少总部的审批的流程；再次，将中国继续视为创新突破的前沿阵地和全球创新的能力中心，积极整合本土化的创新人才、知识和能力，以及产业链优势，实现中国制造惠及全球；最后，在企业社会责任和价值创造的层面，融入中国发展的大势。在追求自身商业目的的同时，利用自己独一无二的能力，能够促进社会和社区的进步。

　　陆坚则称，中国经济有强大韧性和发展潜力，在华外企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在跨国新循环格局中的结合部与枢纽作用，把握经济新趋势，在中国分享更多机遇，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曹钟雄指出，诸如制造业等外资外企需要深入切入当前中国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和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强链的强大需求，优化区域布局，找到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和投资机会，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国际局势和疫情发展背景之下，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如何寻求更强的韧性更加重要。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我们认为‘韧性’是下一个十年的核心关键词之一。”何大勇表示。

　　何大勇认为，为解决全球化语境下的种种不确定性，面临全新商业投资环境与市场，企业应当坚持提前预警、敏捷响应、分散缓冲、融合创新、平衡致远的能力。

　　郑艺认为，新冠疫情是百年一遇的灾难。经历过这起“黑天鹅”事件之后，企业必须从风险管理角度进行反思和规划。无论是原材料、零部件、生产加工、销售市场等各个经营环节都需要实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也许在短期内，‘韧性’和‘效益’相互矛盾。但从长远来看，经营的可持续性会给企业带来更长久的效益”。

　　许顺利则认为，经营企业要思危思变，“曲”中求全，迂回变通。在危机中寻求答案，多一份主动，适应变化。类似疫情考验中，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会遇到更多困难，更应该采取灵活的方式，进化应对，进行模式创新。

　　作为企业的关键资源之一，人才资源在企业经历危机后复苏过程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

　　陆坚表示，在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格局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资本的跨国循环流动形态面临重塑。领英调研发现，38%的中国企业表示，受疫情影响流失了更多人才，这实际上正是“危机”的一种信号。但同时可以看到，越是人员构成多元化的企业，面对危机的韧性与抗风险的能力越强。一旦度过风险期，企业便可快速进入复原阶段，把疫情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正因如此，78%的亚太地区企业已经采取措施，建立更加多元包容的人才团队，这一比例在中国更是高达85%。这实际上是不少企业在寻求提升韧性中所采取的手段之一。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在疫情考验后变得更为紧密，进一步维持好这些关系，是企业能维系重要资源，持续增强韧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