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协议、打款协议满天飞！”

　　“我们这周一正式复工，早上9点前所有人到公司。一进公司，投资协议、打款协议满天飞，合伙人们忙着签字，会议室也超级忙，前一个会议刚结束，另一拨同事又涌进来。”上海一家美元基金的投后负责人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仅赶时间补协议，提速度补会面也是上海股权投资机构本周忙活的事。一天内安排两三场、两天内安排七八场，都不鲜见，一些上海股权投资机构，正安排人员去外地隔离，待隔离期满后即可各地看项目。与此同时，深圳等地的股权投资机构，也在时刻关注着上海疫情进展，随时打算涌入上海看项目。

　　一时间，无论是在上海的股权投资人，还是上海外的股权投资人，都在抢抓上海全面复工的时间窗口！

　　每天两到三场

　　股权投资机构密集补会面

　　上海科创集团投资经理宋迪5月31日即到办公室参加了线下项目汇报会，“当时张江允许在所在街镇自由活动，公司办公地在张江，线下沟通汇报效率更高，于是张江的同事们到办公室开工了。”

　　

　　数据来源：投中研究院 清科研究中心 本版供图：图虫创意 张淑贤 王昭丞/制表

　　6月1日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后，宋迪的工作节奏加快了，除恢复疫情前的工作节奏外，还要处理疫情期间积压的工作，比如协议的签署等，一两周内都要完成。

　　“疫情期间，线下的走访无法进行，这几天密集安排与项目创始人的访谈、线下办公场所的走访等，每天两到三场，同时疫情期间的项目推进情况，这两天也会进行复盘。”宋迪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科嘉和高级合伙人陆佳清也告诉记者，到办公室上班后，盖章打款相关工作比较忙，行政人员一直忙着敲章和发快递等。对项目人员而言，主要是补会面，“我这两天就安排了七八波会面，不仅和项目方，还有合作伙伴等。”

　　对于位于上海的股权投资机构而言，全面复工后第一时间即是对线下会面进行排期。汉理资本董事长钱学锋告诉记者，“本周开始‘排期’，很多在沪的创业公司刚复工，让他们干上几天后就安排见面。”

　　国泰君安创新投城市更新和新基建投资部门负责人汪秉权表示，疫情期间，新基建项目尽调时，受影响较大的是张江的产业园项目，6月1日上班后，马上启动了现场尽调的准备工作，“这周完成疫情期间积压的现场尽调。”

　　上海项目可以线下尽调后，外地项目同样很迫切地需要出差。宋迪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正在进行外地出差的安排，“这个礼拜就有同事到外地先隔离，隔离期满就可以看项目了，把疫情期间手里积压的项目都跑一圈。”

　　6月6日中午十二点半，接到记者电话时，上海私募机构行业资深人士李勇（化名）刚开完会，“今天是我们复工第一天，市内可以看项目，但周边城市的项目要出去隔离后才能跑，在上海疫情没结束前，估计不能回来了。”

　　“6月1日后，投资节奏相对疫情期间确实在加快，本地企业已着手安排线下尽调，将疫情耽误的时间尽快补回来，外地的企业目前还是在线沟通，正密切关注各地防疫政策，一旦政策允许，会安排外地出差。”国泰君安创新投母基金投资部资深投资经理赵欢告诉记者。

　　在上海的股权投资机构期待外地看项目，上海外的股权投资机构正时刻准备着涌入上海看项目。

　　“今年上半年我做的项目投资计划基本都在长三角，因为疫情都按下了暂停键，现在就随时盯着上海的防疫政策变化，如果可以进去了，马上去做项目尽调。”深圳某CVC机构投资经理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我们关注的很多芯片、半导体项目都在上海，新能源产业链也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目前只能蹲在上海周边，比如杭州、无锡这些城市盘项目。”

　　疫情期间新项目看的不少

　　推进打款的不多

　　“募、投、管、退四方面，募、投与退肯定‘被耽搁’不少，公司几乎所有被投企业，尤其是在上海的，受疫情的影响都不小。”钱学锋说。

　　来自投中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VC/PE市场投资案例数量469起，投资规模106.82亿美元，投资数量再度走低，市场规模更是降至冰点，究其原因，除市场周期性波动外，与上海、北京等活跃地区的疫情反复有很大关系。其中，上海融资案例仅有45起，同比下降58%，环比下降48%。

　　宋迪告诉记者，疫情期间看的新项目还是不少，基本一周要与四五家新公司交流，但投资节奏有所放缓，“能够推进和放款的项目都是疫情前已经尽调的，新接触的项目没有实地走访后，一般不会放款。”

　　她手头上的项目，疫情期间实际出资的只有2家，其中1家是疫情前基本确认了，疫情期间主要是协议谈判以及收尾工作，另一家疫情前也见过且安排第三方进场了，“据我了解，集团其他项目，疫情期间打款的要么是老项目追加投资，要么是疫情前或多或少有过接触的。”

　　赵欢告诉记者，3月25日，规模80亿元的临港国泰君安科技前沿基金完成首期缴款和协会备案，正式进入投资阶段，另一只规模80亿元的国泰君安母基金也处于投资期，“公司储备了充足的弹药，赶上4~5月份的疫情封控后，投资经理仍保持工作不断、投资不停的状态，通过电话会议等方式，与项目方沟通交流、开展尽调。”

　　赵欢透露，4~5月疫情期间，公司共完成7个项目和子基金的投资决策，投资规模近9亿元，近期复工后将正式签署投资协议。

　　汪秉权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前刚设立的城市更新引导基金，规模为100亿元，“4~5月份原本应加大投资力度，受疫情影响进度有所放缓，但一些旧改项目的方案设计等工作一直在进行，执行方面确实受到影响。”

　　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后，上海已提出要加快城市更新和旧改，年内新启动8个以上城中村改造项目。汪秉权告诉记者，目前正和上海地产等相关方一起，紧锣密鼓地推进相关旧改方案，目前储备的项目约有4个，预计今年能落地一两个项目。

　　“公司新基建业务方面，疫情期间，有3个项目都在推进，但由于无法到外地现场看库，创新采用了云看库的方式，对项目完成了尽调。”汪秉权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受影响较大的反而是位于张江的产业园项目，即使云看库也无法进行，全面复工后已在准备现场尽调。”

　　安排人员提前离开上海

　　减少疫情对投资的影响

　　在上海疫情期间，一些总部在上海外的股权投资机构，以及一些提前安排部分人员离开上海的股权投资机构，投资节奏受影响较小。

　　千乘资本董事总经理赵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千乘资本总部在深圳，有几位投资同事在上海，上海全面复工后已经迅速安排本地的项目和已投企业线下沟通，两地投资团队，从整体投资进度上来说没有受太大影响。

　　“投资团队在早期接触项目的时候，可以通过视频或者电话会议进行，从项目的初次访谈，到部分尽调访谈，上海同事由于封控在家，节约了路上交通的时间，效率反而提高了。”赵静说，“但是在决策环节，需要见创始团队就只能等解封后线下推进了。”

　　赵静表示，正因为有两地的团队，公司会显得更从容一些，深圳团队在大湾区、北京以及华东的苏州、常州等地出差看项目，投资进度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还是按照计划进行。

　　陆佳清也告诉记者，公司总部在北京，上海疫情对投资节奏的影响，没有像对仅在上海布局的股权投资机构大，“疫情封控对创投行业确实有短期影响，比如项目节奏放慢，打款时间推迟等，但影响相对可控，疫情期间项目筛查等工作还是可以继续做。”

　　国方资本虽然总部在上海，但提前安排部分人员离开上海。国方资本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在疫情初期意识到这波疫情来势汹汹，可能会对业务推进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安排几位骨干同事离开上海，在外地隔离后进行外地项目的调研，尽可能减少疫情对投资业务的影响。这些在外的同事帮助整个团队完成一些涉及外地项目的当面沟通任务，比如LP的维护、协议的签订等，出去的人员和居家办公人员互相补位，打配合，确保募投管退各个环节都能有序推进。

　　国方资本投资总监张治即离开上海到南京看项目，除自己的工作推进外，在上海的同事有需要，他就配合各个小组去上海周边城市完成尽调、现场访谈、约见创始人等任务。张治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投资节奏并没有放缓。

　　还有股权投资机构采取了线上签署投资协议的方式。5月1日，汉理资本投资江苏安几科技有限公司云签约，当钱学锋和安几网安创始人兼CEO于新宇隔着屏幕签下名字的那一刻，意味着该单千万级股权投资正式生效。

　　“今年1月下旬确立了投资意向，签订了投资意向书，原本3月中旬要签订投资协议，然而由于上海疫情，投资进程受到较大影响。”钱学锋告诉记者，“但投资没有停步，期间线上就投资协议进行磋商、谈判，最终签署了投资协议。”

　　投还是不投？

　　疫情前后项目估值差异大

　　无论疫情期间投资节奏是否放缓，但对股权投资机构而言，都不得不面对一级市场估值的变化。

　　张治告诉记者，从自己所关注的行业来看，远期的影响更大，主要是一级市场估值逻辑和方法发生了变化，以软件和企业服务类公司为例，他们主要是服务于总部在上海的一些大企业或者行业巨头，封控在家和停工对业务影响较大，对今年整体的业绩有影响。

　　一家北京的小型VC合伙人向记者表示，其在上海投了两家企业，一家是做软件的，营收账款都没有按时收到，流动性受到很大影响，另一家是工业机器化设备公司，业务还是停滞的，很多销售业务没法达成。

　　李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疫情期间，二级市场估值调整很到位了，部分下调幅度达到40%~50%，二级市场的调整传导至一级市场，“目前一级市场估值下调已呈现明显趋势，疫情前、疫情期间和疫情后的报价都不同。”

　　“有些投资项目年初报的估值，和最终达成一致的价格打了较大的折扣。”张治说。

　　李勇则举例称，一家半导体企业，疫情前开价30亿元，疫情期间调整为22亿元~25亿元，目前定价有可能是20亿元左右；还有一个项目，疫情前要价4亿元，最终成交时2.5亿元，估值同样下调逾30%。

　　正因为如此，疫情放慢了投资节奏，让李勇反而觉得有点小庆幸，“从股权投资机构的角度，项目端未来收益下降，一方面要下调项目估值，同时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条款，比如对赌等。”

　　李勇向记者透露，其所在的机构，每年到年中，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年初制定的投资计划进行调整，今年叠加疫情和估值情况，预计将缩减投资计划，“总体基调是多看，但出手时会越来越谨慎。”

　　“从趋势而言，我们还是会坚定持续出手数字经济方向，项目的选择更多考虑‘政策导向+市场驱动’双保险项目，投资节奏不会明显降速，但对投资金额会做些调整，适当放低单笔投资金额。”张治说。

　　在目前背景下，陆佳清建议一级股权市场投资节奏要稳，尤其是主打中后期项目的PE，“不要因为耽误了2个月就赶进度抢项目，这样容易出现风险。”

　　钱学锋也表示，疫情后复工，股权投资机构要顺势而为，争取水到渠成，“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募资端面临更大挑战

　　多方筹集资金

　　对股权投资机构而言，疫情后募资端预计也将面临更大挑战。“疫情后基金募资可能更难了，以人民币基金市场为例，目前主要出资方包括地方政府、产业资本等，受抗疫支出以及疫情影响，这两大主力的出资预计都会减少。” 陆佳清向记者表示。

　　李勇也告诉记者，投资节奏放缓的原因之一即是募资预计更难，手里没足够弹药，同时项目端收益又在眼见的下滑，只能放缓投资节奏，“搞钱可能是当务之急。”

　　一家股权投资机构上海办公室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今年打算募集一只落在上海的基金，6月6日刚开始对外发材料，疫情对该基金的募集进度可能有一些影响。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统计，2022年4月VC/PE市场共计238只基金完成新一轮募集，同比下降55.8%，环比下降39.4%；披露募集金额的236只基金共募集492.12亿人民币，同比下降72.2%，环比下降62.5%。

　　

　　在募资难背景下，有人民币基金为了募资，向LP承诺年化12%的保底收益；一些股权投资机构找上昔日的投资企业，希望其当LP。

　　基金的份额转让尤其是国有基金的份额转让，再次引起关注。近日，北京市某国有投资公司代持的政府投资基金份额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份额转让试点完成交易，截至5月中旬，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基金份额转让平台累计完成17单基金份额转让交易，涉及交易基金份额32.97亿份，交易金额14.50亿元。

　　试点仅半年的上海S基金交易所，也已有8单完成挂牌。记者近日从上海股权交易中心获悉，截至5月31日，上海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平台累计完成8单挂牌，挂牌规模8.82亿份，已成交5单，成交规模8.24亿份，成交总金额约8.40亿元。其中，上海疫情期间，该基金份额转让平台新增3笔基金份额完成挂牌，2笔8393万份基金份额完成交易，各类储备项目正在积极推进落地。

　　北京和上海疫情期间出台的相关政策同样提到股权投资机构。其中，北京在近日发布的《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中指出，畅通S基金依托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扩大并购等二级市场交易，支持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加强与外部投资机构合作，积极探索多样化金融服务模式，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机构加大对科创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上海6月7日发布的《上海市2022年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事项》指出，建设上海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平台，拓宽私募基金份额转让渠道。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3月底在相关文件中也提及，培育发展优质股权投资机构，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领域及核心环节，对于符合条件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市区两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将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政策的支持，有望引领股权投资行业重拾信心。市场普遍期待，随着疫情防控逐步常态化，私募股权行业也能逐步恢复朝气。